一战后，德意志帝国覆灭，德国第一次走向共和体制，魏玛共和国诞生。但是，魏玛政府是对对西方强国政体的效仿，在帝制瓦解之后，魏玛政府只是摸着石头过河，想靠新政体来挽救德国。只是，它毕竟是舶来品，没有多少根基，也没有从德国本身国情出发，对经济的发展起不到明显效果，也无法有效压制社会动荡。另外，一战后，法国重夺欧陆霸权，因不完全满意《凡尔赛条约》对德国的制裁，和对法国的赔偿，难免会将德国视为眼中钉。在强大的外部压力下，魏玛政府无力反抗，只能认怂。魏玛政府无法带领德国走向振兴，激发了民愤民怨。
于是，通过极端国家民族主义来增强国家凝聚力，依仗新兴的纳粹党，来带领德国走向振兴成为了德国民众的选择。
第二、一战后，德国受到严厉制裁，生存空间遭压缩，在内部矛盾和外部威胁下，纳粹主义受到民众的追捧。
一战后，德国惨遭协约国的压制，特别是来自法国，一度欲断德国振兴之路。领土、殖民地丧失，巨额赔款，使得德国背上了沉重的枷锁。一战本身是非正义的战争，而协约国对德国的制裁本身就严重失衡，这必然会导致德国民众的怨愤，对于普鲁士精神而言，这种耻辱必定会寻机报复。俗话说，“光脚的不怕穿鞋的”，在严重的内部矛盾和民族危机的双重压力之下，普鲁士人走向极端，大爆发的可能性就会越高。正是利用了这样的民族心理，使得法西斯主义迅速抬头。
一方面，纳粹主义，高度强调极端中央集权，强调民族和国家凌驾于所有人之上。利于发动底层民众，在国家民族的情结下，一致对外。
另一方面，纳粹党所宣扬的种族优越论，主张回归德意志民族的传统，找回德意志民族的尊严，对于德国民众而言，就像一颗强心丸，很合饱受经济危机，渴望民族富强，能过上好日子的基层民众的心意。而这种种族优越感与备受欺凌的犹太人相比，显得更加的高等。
第三、经济危机成为了纳粹上台的契机。
1929年，起源于美国的经济危机，迅速波及到英法德日等资本主义国家，进入经济大萧条时代。
一战后的德国，国力跌倒谷底，在大萧条之前，还处在恢复期内。1923—1928年，德国靠向美国借的200亿马克贷款，来发展本国工业生产。可是，美国爆发经济危机后，这笔贷款也随即被收回。本身就很单薄的德国，在冰天雪地里，又被人拿走了外套，其窘迫程度不言而喻。在这场大萧条中，德国工业生产直线下降，煤炭、钢铁、机器制造业等下降迅猛，失业人数也从1929年9月的130万，上升到1932年2月的800万。国家和民众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，社会阶级矛盾越演越烈。这已大大超出了魏玛共和国的能力范围。
面对动荡不安的社会，只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，整合集中资源，才能重振国家、拉升经济，有效压制内部矛盾和抵御外敌。而共和制的政府显得无力，就算民众有很多的自由和权利，但连饭都没得吃，温饱都没有保障的情况下，自由和权利就算一场白日梦。本着务实的态度，德国民众更愿意先将面包握在手里。
怎样才有足够的面包呢？
正是在这种背景下，希特勒的纳粹党所宣扬的极端集权治理模式非，得到了民众广泛的支持。而登上政治舞台中心的希特勒，最终并不是开的空头支票，而是将承诺付之于实际的。比如，为失业者、复员军人和无家可归者建立“食物施舍所”，提供住房，发放衣服和食品。德国民众也开始对纳粹党越来越有信心。
希特勒上台后，仅用了三年的时间，纳粹德国创造了“经济奇迹”，失业近乎绝迹，经济增速超过20%，各种百废俱兴，一度成为全球名列前茅的经济强国。
对于德国民众来说，纳粹党是为国民贡献的政党，希特勒犹如神一般的存在，得到万众拥戴。
那么，是什么将希特勒送上了德国救世主的位置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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